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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报道 | 李章鹏副研究员谈“现代社会调查在中国的兴起”——近代史研究所青年读书会第127期活动

作者:赵毛晨 发布时间:2021-06-05 字体: 打印
作者:赵毛晨
发布时间:2021-06-05 打印

 

 

2021527日下午,太阳集团城娱8722|首頁|欢迎您第127期青年读书会在中国历史研究院阅微厅举行。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李章鹏副研究员,应邀围绕其新作《现代社会调查在中国的兴起:18971937》(西苑出版社,20212月)作学术报告。此次活动由本所冯淼助理研究员主持,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黄家亮教授,本所吕文浩副研究员、邱志红副研究员、张会芳助理研究员担任与谈嘉宾,所内外同仁30余人出席。

李老师认为,整体认知中国现代社会调查的兴起,对于了解近代学术变革和社会改良运动,具有双重的历史意义。清末民国社会调查留存下来的调查资料,是具有学术意义的特殊史料。社会调查的水平以及客观反映现实社会的程度,往往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主观方面,社会调查所属的学科或领域,以及调查者的社会背景、学术素养、调查方法、调查目的等,都会对调查范围及其效果形成制约。若想有效利用这些调查资料进行历史研究,首先要学会对史料进行鉴别,明晰社会调查的来龙去脉。这是历史学者研究社会调查史的意义所在。

李老师对现代社会调查兴起的历程和特点进行了重点阐述。他指出,现代社会调查在中国肇兴于清末,活跃于民国,深受西方和日本的影响与启发。目前有明确资料证明,国人最早的调查应为1871年黄宽对广州附近流行病的调查,而形成潮流的现代社会调查始兴于1897年起出现的物产调查。这一观点推翻了社会学界曾普遍认同的中国现代调查开始于1914年左右北京社会实进会有关人力车夫调查的陈说。就调查主体而言,清末社会调查起源于民间的提倡,而后才引起政府部门的重视。

李老师进一步将中国现代社会调查分为初步兴起(清末)、波动发展(1912-1926)、走向活跃(1927-1937)三个阶段。他认为,现代社会调查在中国的兴起有4个主要特点:(1)深受西方和日本社会调查的影响;(2)初兴时受中国传统调查的影响;(3)与社会服务、社会改造活动以及国家行政需求密切相关;(4)与相关学科的兴起和发展紧密相联。

政府部门因现代行政和社会问题频发而亟谋解决之道,民间社会团体或个人出于了解社会、改造社会的目的,高校、科研机构和学者们为研究社会和学术发展,均开展了大量的社会调查。李老师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和定县实验区的社会调查为个案,揭示了现代社会调查的兴起与相关学科中国化及社会改造之间的历史关联。

李老师坦言,现代社会调查在中国的兴起是非常复杂的历史现象,其调查主体之繁多,调查范围和内容之广泛,调查方法之多样,调查成果之庞杂,都大大增加了对现代社会调查史进行整体性研究的难度。他自谦道,因一人的精力和学养的限制,书中在各种具体调查型式、重要调查主体之调查的探究与总结,以及研究的理论性提升等方面仍存在不足。关于清末民国社会调查的整体研究,还有许多面相值得今后努力探讨,比如国共两党的土地调查。在近代中国,国共两党均做过大量社会调查,其中土地是核心问题。关于国共两党的调查,调查主体的社会政治地位、政治信仰、调查重点、范式方法和分析工具等均存在巨大差异,就同一对象的调查结论、理论解释及解决办法亦多有不同,故而可做比较研究。

与谈环节,黄家亮教授对李章鹏老师的研究给予高度肯定,认为该书兼具系统性和创新性,问题意识明确,史料丰富扎实,很有启发性,是一部沉甸甸的社会学著作。黄教授结合自身社会学研究的经历,谈了几点意见。

第一,李老师提出以“型式”这一概念来划分社会调查类型,很有创新性。

第二,从社会学角度而言,现代社会调查的产生与兴起,有其背后的实践逻辑和知识逻辑,这一点在书中揭示得不够充分。从实践逻辑来看,这一时期社会调查的兴起与整个社会的转型及当时社会学的兴起密切相关。知识逻辑方面,则包括统计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知识形态和知识生产方式的变革。

第三,中国社会调查的直接驱动力有两方面,即社会改造和政治革命的强烈需求,以及20世纪30年代以后构建本土社会学的愿望。

第四,中国现代社会调查的产生,一方面,中国社会转型空前的复杂性,要求发展出一套新的认识方法,另一方面,也蕴含着中国传统社会调查知识体系的演进。中国早期的社会学家几乎都有留学经历,最初运用的调查方法也是从西方引进,通过中国本土实践而有所改造。

吕文浩老师指出,李章鹏老师这本书是从历史学的角度对现代社会调查兴起进行整体性研究,“历史学”和“整体性”是理解这本书的两个关键词。吕老师强调从“历史学角度”探讨社会调查的意义,指出书中所述不单是某一学科的社会调查,而是将社会调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研究”,考察其萌芽、兴起和发展的历程。他认为,书中尚有很多问题值得继续深化。

第一,关于“现代社会调查”的概念问题。从宽泛的角度而言,社会调查是“古已有之”,在何种程度上才可称为“现代社会调查”仍需较为清晰的界定。

第二,建议将社会调查的主体、目的、方法、实施过程和当时政府的决策及其产生的效果联系起来考察,从而形成完整的逻辑链条。吕老师以中国政法大学孟庆延教授从事的毛泽东农村调查研究为例,说明社会调查活动和当时中国共产党各方面政策出台之间的内部关联。他同时期待李老师能将国共土地调查或金陵大学的农业经济调查,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勾勒出来,从而更突显历史学研究的特征。

第三,他同意黄教授的意见,认为社会调查作为新兴的一种历史现象在中国出现,确有其背后的实践逻辑和知识逻辑。例如清末的人口调查,实与清末新政要求实施宪政有关。中国的知识体系如何实现从规范性、思辨性到实证性、经验性的社会转型,其内在的逻辑关系应得到充分揭示,这可能是本书略感欠缺的一个地方。

张会芳老师认为,李老师新书中提出的“中国现代社会调查肇兴于清末”、“受日本的影响较明显”等观点很有新意。至于报告中提及的“国共土地调查比较”,她在选择博士论文选题时亦考虑过,因档案资料欠缺而不得不放弃。她指出,用“兴起”一词来形容1927-1937年间社会调查的活跃或发展,可能不太贴切。她建议对同一具体地点的不同调查进行比较分析,使不同调查方法之间的异同更为清晰。最后,她认为书中列举了多种不同的调查方法,但各种调查方法的区别或界限有时并不分明,如何确定某种具体调查的类型尚需斟酌。

吕文浩老师回应了张老师提出的调查类型的划分问题。在他看来,将社会调查分为应用性调查和学理性调查,便可基本涵盖各种调查类型。应用性调查包括为官方行政需要及社会改良运动而做的社会调查,如晚清政府的人口调查和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出现的形形色色的社会调查。学理性调查的出发点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需要,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燕京大学的社会学中国化运动中出现的诸多社会调查成果。但这两种类型并非严格区分,也存在交叉。应用性调查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基本资料,学理性调查也往往旨在认识调查对象的基础,以实施某种社会改良。

邱志红老师肯定了李章鹏老师不断扩大资料搜集范围、不断修正自己以往研究的进取精神。随着晚清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等相继上线,李老师博士毕业后利用相关数据库之便,曾多次对文中数据重新进行统计分析,有时甚至推翻原有的研究,“否定自己总是很难,但也正是在否定自己的过程中,进一步推进了相关研究。”她认为该课题的研究应注意以下问题:

1)学界基本认同中国社会调查兴起于清末,但具体时间节点是不能肯定的;

2)书中的数据大多来自期刊,但期刊对数据的刊载往往并不齐全,如清末官报中很多数据就没收全;

3)因数据库中某些数据易存在缺失或不全问题,据此统计分析出来的整体趋势虽不会有太大变化,但借助数据库进行量化分析仍存在弊端;

4)考察社会调查应体现跨学科研究的特点。

在讨论环节,李章鹏老师回应了四位与谈人及提问者的问题。关于如何看待量化问题,他指出,量化能够作为分析工具,但需要修正,社会调查数据是否准确亦需鉴别。在中国的社会调查受日本影响方面,他表示,主要是在社会调查兴起初期受日本影响较大,主要表现有:

11897年《农学报》创刊后翻译刊载了大量日本的调查报告;

2)随着统计学的传入,清末有很多统计调查;

3)日本学者被中国学校聘请,指导学生参与社会调查;

4)日本人被清政府聘用进行调查等。

主持人冯淼老师总结说,考察现代社会调查在中国的兴起,若能体现整体性关照,呈现一些近代历史发展主线的主题,如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政党政治等,或能引起更多人的关注与对话。

在本次青年读书会活动中,李章鹏老师从整体上回顾了中国现代社会调查的兴起与发展历程,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社会调查的方法和特点进行了剖析与总结,探讨今后该领域努力的方向。因时间关系,他未能全部充分展开讲述,大家纷纷表示意犹未尽,打算会后继续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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